与蔚蓝的海洋文明相比，栖身于黄土地的中华内陆文明并不缺少“水性”，它与水的关系是有目共睹的。上古世界性的大洪水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遗产，首先是“大禹治水”的神话及人定胜天的信念，其次是两种治水的经典模式：“堵”（古代称为堙、障）和“疏”，后者成为数千年的主流治水“范式”，并衍化为一种带有“开明专制”色彩的社会政治隐喻。从《山海经》到《水经注》（中国古籍三大名注之一），中国人对水的研究及其心理取向一直有科学与神话相掺杂的传统。今天，在与水或自然的关系方面，我们能找到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第三条道路”吗？
除现实的原因外，提出这个问题，主要是有感于一则与水有关的中古神话的现代遭遇。该神话最早见载于晋代束的《发蒙记》，中经《搜神后记》（旧题陶潜撰）和《述异记》（梁任撰），到唐代黄甫氏的《原化记》最后定型：一位出生水乡的独身男子，在县上作小吏，性情恭顺，“常于门前以物遮护溪水，不敢秽污，暇则临水看玩，敬而爱之”。一天，他在水边获一白螺，遂携回家中以水供养。后来白螺化为女子助他成家立业，并向他解释道：“天知君敬护泉源，力勤小职，哀君鳏独，敕余奉媲。”这则“白螺化女”的传说，在中国民间可谓家喻户晓，它大同小异的多种版本都是以果报观念和惩恶扬善为内核，这也是它显在的传统意蕴之一。
潘光旦先生在他译注的霭理士名著《性心理学》里，把这一故事作为中国式“水恋”（Undinism）的典型案例。他认为男主人公的行为契合霭理士对溲溺恋中“水恋”的界定：“一些人在童年时代对于水的兴趣特别的浓厚，对于溲溺的行为与产物尤其是感觉关切，而这种兴趣又往往能维持到童年与成年以后”，并认为故事画蛇添足的结局表明主人公“大概是从水恋进入了白日梦”。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现代阐释似乎基于如下的逻辑：若没有深层的变态或病态心理，“敬护水源”是荒诞和不可理喻，因而也是没有心理根据的。其实，避开对材料的肢解和观念的误会不谈，即使从性取向、性别偏好以及水恋的溲溺恋本质等大的方面看，潘先生以男主人公印证霭理士以儿童和女性为对象的“水恋”理论，也是难免有失牵强的。
“白螺化女”故事的两种主要版本，《搜神后记》中的“白水素女”和《原化记》中的“吴堪”，后来均收入宋代的大型小说类书《太平广记》，以男女主人公为别，分属《女仙》门和《异人》门。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两者“实为一事，皆螺精也”，在分类上应归入《水怪》门。钱先生的分类是科学的，却不是历史的，他忽视了《太平广记》的编者把白螺当作女仙而不是水怪，所反映的正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或信仰，这可以通过与《女仙》门所荟萃的其他人物故事进行比照得知。至于钱先生认为把男主人公归入“异人”更属“匪夷所思”，这和潘先生一样，恐怕是忽略了男主人公的“异”乃在于他对水以及白螺的态度所反映的对自然生态的独特观念。
实际上，以平常心对待这一并不晦涩的民间故事，对它的佛与道的文化背景稍加留意，就不难理解它的神话思维特点，尤其是它在流行的果报观念背后表现的人与水或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主题。中古以降，受佛教轮回与化生观念的影响，民间故事情节的奇幻化和人物的类型化与神异化司空见惯，原因是创作的目的不在人物塑造而在观念教化。“白螺化女”的故事也是如此。它的特异之处在于以男女主人公（即人与水）的关系隐喻人与自然的共生性及其本质联系，从而表达中古时期中国人对于自然、万物、众生的一种不乏环境伦理学意味的宗教态度。对于这一点，明代智者冯梦龙在他评纂的《太平广记钞》中有所意识，在“白螺女子”故事的末尾，他特别引用五代杜光庭的话并加以评述：“《录异记》云：‘人世用水，日不过三五升，过此必减福折寿’，则知敬护泉源，上帝所福”。
在现代人眼里，古人对水与自然的敬护态度，根源于对神与神性的敬畏，这无疑是一种可笑的迷信。但不迷信的现代人对没有神性以至不再有神秘感的自然依然而且始终得面对，却是一个无法逃避的事实。当代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环保意识有着太多短视的功利主义和狭隘的本位主义，在水文环境的改善方面尤其如此。用大禹时代的“疏”和“堵”来应付大禹时代不曾有过的空前的水土流失和急剧恶化的大气与地理环境，其前景可想而知。或许，以整体的、有机的以至关注生命一般的眼光来关心自然和保护环境，保留对水或自然的起码的敬畏，正是我们走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与生态困境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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